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

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0年的历程，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。就是在这关键时刻，我们在经济上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。这些深层次难题的解决，与其说急需应用技术层面的支持，不如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。政治经济学属于基础理论，与其他非基础理论学科的关系，可以借用熊彼特曾经用过的比喻，就像在一所医学院，有外科医生、内科医生等讲授医治患者的实际技术，但也有一些教化学、生理学、生物学的教授，他们所教的是那些实际技术的科学基础，而不是那些技术本身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，在经济研究领域，政治经济学正是各种应用经济学的科学基础，弱化和忽视这种基础理论建设的想法和做法是有害的。

在研究中，涉及如何看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题，我认为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借鉴，但不能对其盲目崇拜。自1995年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》出版后，人们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热情倍增。应该说，这对于点燃人们学习经济学的热情是大有好处的。但是，随后，我们也看到了伴生的另一种现象，即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。

在我国，有人反对或不同意使用“西方经济学”的提法。其实，“西方经济学”这种提法并不是我们的创造，外国经济学家也使用这一说法。例如西蒙说：当时（在上海）设立这培训计划的目的是向中国经济学家介绍西方的经济学。科斯说：受经济学的训练是很有益处的，这意味着他们要学习西方经济学。但学习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利的地方，因为西方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私有制度的。

应该说，西方经济学家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中比较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智慧、方法和立场。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，尽管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些概念、论点和方法具有现实意义，但对其切不可盲目崇拜，特别是不可简单地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“指导”或“剪裁”中国的经济。实践一再证明，中国的经济学问题仍需运用我们自己的智慧，别国的大师们往往是无能为力的。例如，近年来，科斯的产权理论被国内人士“爆炒”了一番，但中国学者“爆炒”的某些内容反馈过去后，大师反而被弄糊涂了。当中国的博士们问道：“在中国，经济学上的‘产权’概念与法律意义上的‘产权’概念有点区别……”时，科斯回答道：“我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。”这到底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？还是青出于蓝而异于蓝？

从这次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大追寻活动中，我们也感到，不管这些大师们的“信仰”如何，他们中某些人的说法还是有可取之处。这种可取之处有两个方面。一方面，是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。例如科斯在一段很短的采访中，连说了四个“不知道”，他说：我不知道明晰产权用哪种方式更好。有许多方式已在许多国家实验过了。我不知道哪个方法最好。为什么交易成本在中国会这么高？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。不知道为什么海外华人生活水平会比他们过去在中国时高得多？对于中国经济，阿罗也说了两个“不知道”和两个“想知道”。他说：就目前的（经济）记录看，我不知道到中国是去学习呢，还是去“教导”。尤其想知道中国的企业界是如何取得成功的，从外部看，我是无法弄清楚的。另一方面，诺贝尔奖得主们还告诫我们不要盲目模仿美国模式。例如，米勒说：我经常这样说，你们刚刚起步，要环顾世界，寻找合适的模式，不要总认为美国的模式是正确的，它可能不是。美国历史的发展模式与中国不相适应。